上下班的路上，我常常坐车碰到建筑工人。他们头发斑白，提着各种包袱，有打包的行李，也有用床单包裹的被褥，因为要上车放一次东西再下车拿剩下的包，常常避免尴尬的自言自语，脸上带着讨好的笑。行李拿上车来，他们便就近坐在公交走廊的行李包上，这样人来人往极其不便，总是招来埋怨，也许在他心里，这样算是一种可贵的补偿——可以给别人省一个座位，车上的人带着一丝冷漠，倘或觉得他尚能打工扛包，自然不需要座位。
因为职业的关系，我常常觉得他们就是自己工地上的工人，也许我们刚刚对他进行了入场教育，刚刚进行了各种交底，他没有受到尊敬就好像自己也不被尊重一个样，我常赌气似的给他们让座，也不知道是生谁的气，总之一定要让他们像每一个光鲜亮丽的人一样坐下来，为避免他一次又一次的道谢，也只友好的笑笑。让座是因为他斑白的头发和每次车辆颠簸几欲摔倒的不适应，与年龄有关而与职业无关。
我常常碰到他们，觉得他们真实可爱。我常常在想，城市给予了一个农民怎样的吸引力，要背井离乡颇多不易，在我看来，农民勤劳、善良、隐忍、宽厚，从不凌厉嚣张。他们如果耕种有余一定过着比城里人更舒适自由的生活，他们背后一定也有一个月月伸手或乖巧懂事或时尚前卫的孩子。他们被“赶”进城市，农民不农民，工人不工人，于是他们成了年年有迁徙大潮的“农民工”。我们这一辈，成长起来，汲取知识，关心国家大事，满腔理想主义，身后有多少双这样粗糙干枯的双手呢？我不得而知，我只知道他们是我一眼便忘穿的简单直率，他们自己劳作，衣食自得，当然应该受到尊重。他们欲求有限，容易满足，也许我们一个友好的微笑就能让他们温暖。既然如此，何不给他们一丝异乡的微笑——让他们欣慰，让他们温暖。
